科技“工人”们的示威：“996”的互联网公司，会重蹈“血汗工厂”的覆辙吗？
目前，关于996的争议已经从互联网公司蔓延到各行各业，一场效率和成本的博弈正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中持续进行，并注定要形成新的平衡点，就像曾经广州、深圳的工厂中每日工作超过10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人所经历的那样——尽管过程或许要温和得多。
3月26日，一个名为“996.ICU”的项目出现在GitHub上,项目页面内的域名指向一个玫红色的页面：“工作996.生病ICU”，在这个页面上还附有一份实行996制度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黑名单。
GitHub是一个开源代码的托管平台，同时也是程序员集中的网络社区，他们中的大部分正在经历一种被称为“996”工作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他们需要每天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
996制度伴随着中国科技公司完成了狂奔的10年，然而，在2019年科技公司从业者终于无法继续忍受，并亲手开启了一场玫红色的“温和示威”。
反对者们来自程序员——大开间的办公室、笔记本电脑、午后的咖啡，尽管在很多人眼里，这个群体看起来很精英，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点向高科技领域转移，他们也逐渐被认为是拥有智力和专业性的高科技产业线上的“工人”。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此前中国东南部省份工厂工人并无区别，在经历了2010年的诸多事件后，后者甚至更早的开始享受到合理的工作时长。巧合的是，在此之间，这两个行业经历过一次剧烈的变动——经济形势的变化让此前涌入互联网领域的资金变得更加理智，也更少了，而诸多的裁员事件也不断挑动着从业者的情绪。
目前，关于996的争议已经从互联网公司蔓延到各行各业，一场效率和成本的博弈正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中持续进行，并注定要形成新的平衡点，就像曾经广州、深圳的工厂中每日工作超过10个小时的流水线工人所经历的那样——尽管过程或许要温和得多。
“或许有一天，所有程序员们会换掉印有LOGO公司的文化衫，换上一件印有996LOGO的文化衫，当老板来到办公室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力量吗？”“反对996”许可证起草人阎晗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阎晗和他的太太顾紫翚是“996.ICU”项目早期参与者。4月16日下午，两人在北京东城区一家酒店的房间内接受采访，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起草一些反996的许可协议时”，阎晗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答道：“我不认同现在很多大公司对于程序员的管理方式”。
这是“996.ICU”项目进入公众视野的第22天，3月26日，阎晗看到有人在GitHub上创建了一个“996.ICU”项目，阎晗是上海极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是很多程序员的管理者，也是GitHub的常客。
3月27日开始，除了速度飙升的加星指数外，他看到其他用户正在项目中添加劳动法、求职指南、甚至列出了一个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名单，上面包含华为、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京东、58同城等几十家公司。
到了29日，参与者们发现黑名单、白名单影响力还是有限的，对于如何示威，阎晗和其他参与者们陷入讨论，阎晗觉得不能单纯诉诸法律援助，毕竟大公司是强势方。通过讨论，他们认为只有制定行业标准以及社区性的规范，才能构成对外的影响力。
“那就做一个开源软件的许可证，基于开源的全球历史背景，和程序员之间的文化，这样表达主张可以说更旗帜鲜明，只要程序员看到几乎都会明白”，3月31日当晚，他和太太决定连夜起草并发布了一项“反对996”许可证（Anti-996License），作为项目的核心内容，它以求表达这样一个含义：告诉已被列入996名单的公司，如果还继续这样的制度，那就再也不要用这些好的开源软件了。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示威，向强制施行996制度的公司，形成一种长期的、无声的威慑力”，阎晗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4月1日起，这一许可协议将“996.ICU”项目的关注度推向高潮，12日开始，马云、刘强东先后发声支持996——他们是黑名单上公司的董事长或者董事局主席，14日，《人民日报》发文称“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
“事件风向正在由争取劳动者权益，变成了集体性地反对大公司996制度”，这完全超出了阎晗的预期。几天后，有外媒从他太太在学术期刊留下的实名信息中联系到他们，要求采访。
要不要站出来？阎晗一开始很犹豫，在Github这个松散、匿名的程序员社区组织中，他们是为数不多实名公开接受采访的人。同时，他和太太顾紫翚是一对90后创业夫妻，现在公司正寻求新一轮融资。
但想到这是一件合法合规的事情，“既然是对的，我们没必要躲躲藏藏”。
这一两年来，他发现一些现象，很多人被管理者以先期承诺的期权、股权作为加班报酬，然后在离职和上市的时候克扣股份/期权，另外，一些以项目制工作的人，节奏主要受管理者节奏把控的影响，当管理者盲目扩张项目，再盲目取消，即便努力加班最终也因为业绩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让管理者在不降工资的前提下还降低劳动时间，这可能吗？”当听到关于996的争议，林捷这样反问了一句。林捷是一家工业无人机企业的CEO，在相关领域的大公司工作过几年后选择创业。“企业家大多是被经济形势往前逼迫的，这是社会现实”，林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他对最近几年外部环境的感受是，“2014年和2015年融资情况较好，2016年有所遇冷，2017年至今融资情况一路恶化。而在2018年开始，人力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4月11日，在一次阿里的内部交流会中马云表示。
无论对于企业家或者员工本身，一个此前从未经历的外部环境已经全然的笼罩住了整个行业。“30个人中竟然有6个人，是从去年12月至今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的。”4月的某一天，赋猎咨询管理合伙人沈嘉正在翻阅求职者的简历，“以往互联网行业从未有过这种现象”。
一直以来沈嘉的工作是服务互联网和科技型公司，针对HR提出的招聘需求招聘咨询解决方案给出。他告诉记者，这30位求职者几乎是拥有10年以上工作经历的职场中坚力量，有的在上段经历担任独当一面的事业部负责人，这些招聘市场炙手可热的追求对象，却待业已久。
关注新闻可以看到，不断弹出各类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相比先前一段时间共享单车、互联网金融陷入价格战的消息，这一轮大公司的收缩来得更措手不及。
沈嘉发现自去年下半年，一些大公司进行了人才盘点，一些管理层岗位的招聘暂停或搁置部分项目并优化人员配置，“反映到这些大公司的项目中，往往是非商业化变现的岗位，如工程开发业务的招聘指标开始减少了，这一波岗位以实现功能为主，跟项目执行有较大关联。”
根据投中CVsource数据显示，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募资规模已经出现大幅回落。而互联网行业的招聘职位数从去年就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的负增长。“回过头来看，当初很多项目立项比较仓促，很多投资也比较盲目，有些业务目标本身需要2年完成，或许是企业很快拿到了融资，便要求项目提前到半年实现，即靠‘大力出奇迹’的设置前置性地招募了大批员工，然后提倡‘996’狼性与奋斗。”沈嘉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在沈嘉看来，野蛮成长阶段而前置招聘造成的一些泡沫，在整个互联网大环境下行情况下面临重新调整，所以那些当初因公司乐观扩张而招募的人才处境比较尴尬。
这种剧烈的环境变化被认为是这一轮反对996情绪的重要背景之一。
“当产业回归理性，岗位供给市场不支持人选找到与原来薪资更优厚的工作时，雇员开始伸张劳动权益。而先前行业整体乐观，投融资市场交易频繁、企业家和劳动者对未来公司的增长有较强憧憬阶段，人选即便被要求‘996’也很少出现有群体性伸张。”沈嘉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林捷公司中无人机飞控软件的需要程序员来写代码，“代码每小时写多少基本上是被精确量化的，工作量是死的，所以必须用时间来提高产量。”林捷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这一工作经历与田庆的父辈们曾经的经历颇为类似。
4月17日周三上午，位于广州一家电子加工厂的员工宿舍内，田庆像往常一样在宿舍和同事一起打游戏、刷视频。他是95后，从初中毕业后就进入这里做了一名工人，因为工厂实行轮班制，他将在当日下午2点进工厂，通常情况下在11点下班。
田庆的父亲也曾在2004年下广州做工人，他常听父亲说起，“那个时候不分白天黑夜，无时无刻，工厂里人都是乌泱泱的一片，在机位上，除了吃饭，一坐十几个小时很常见。”
像田庆父亲一辈一线技工这样高强度、高紧张的工作生涯，是伴随着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而存在的，在过去三十年中，深圳、广州一带，主要靠出口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人口正在形成一种红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向记者展示了一份他于2009年做的深圳市在业劳动力者的劳动强度调查报告，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报告显示，2005年深圳市劳动人口中，在15-64岁人口中,有63.4%的男性与54.4%的女性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周。
王广州回忆，十几年前，在东南沿海的制造业企业，社会关于其加班的争议也同样备受瞩目。
直到2010年深圳富士康集团在一年中发生了11宗员工跳楼事件，造成9个死亡2个重伤之时，这些制造业雇佣关系、管理机制中留藏已久的矛盾，才成为境内外舆论所广泛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4月17日，美国政府官员ScottWalker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对于996的感受是，相较于过去的蓝领工人，这种现象更多出现在互联网、法律、银行、金融等行业。
尽管只是相隔不到10年，但田庆觉得这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他现在每天拥有至少8小时的下班时间，通常是在宿舍和室友打游戏、刷视频，他告诉记者，在这里基本实行每周五天、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度，“是否要加班就看自己有没有钱用，工厂不敢强制员工加班。”
即便在田庆生活的广州一带，拥有中国南方最大人才市场，招到一名工人却并不容易。田庆告诉记者，把广州电子厂的求职信息向招聘中介网站一挂，基本上一个小时内各种工厂负责招聘的人员电话不间断。
从田庆的职工宿舍向北一千多公里，4月18日，在浙江杭州一家出租屋内，26岁的陈欣（化名）躺在床上，跟一位同为互联网从业者的朋友在微信语音里这样聊着，“我并不是对工作失去了热情，你知道吗？是我的身体真的受不了这种节奏了”。她的床头上，摆着各类维生素、褪黑素。
这一天恰好是陈欣裸辞满两个月整，陈欣此前是杭州一家民营互金企业的普通员工，这家公司成立5年，员工平均年龄低于30岁。对于公司本身以及其员工来说，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这也意味着，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倾注八小时以外更多的精力，并且没有加班费。
在从业期间，陈欣最忙的时候，熬到晚上11点才离开公司。在艾媒咨询发布的2018年度TOP100互联网企业中，杭州企业占据的总市值甚至超过北京排名全国第一。过去一年，这座城市超过1万亿元的GDP中，互联网产业贡献了1/4的力量。这样一类新型经济体的运转，要依靠以程序员为代表的拥有智力和专业性的高科技产业线上的“工人”。
陈欣曾经对此并不以为然。一方面是因为工资以绩效论英雄，越努力越富有；另一方面是她觉得年轻人就是要“拼”，况且，她的身体也拼得起。但是到了第三年，失眠、焦虑、发胖、掉头发等症状开始压垮她。“四年多的工作，胖了20斤、月经不调、激素紊乱、焦虑性失眠，没有男朋友。这就是我的生活。”
这场温和的示威是否能够让反对者最终摆脱996？这仍旧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至少在一些管理人看来，目前的996制度尚难以取消。
即便最近996的争议持续发酵，林捷称，从身边管理者朋友来看，那些实行996的公司并没有取消的打算，不同人有不同立场，但是作为管理者，还是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
“员工想多挣钱，公司想减少人力支出，落实下来往往是，5个人工作要3个人来干、发4个人的工资（但是让每个人工资涨25%），这是一个游戏规则，也是雇主和员工之间最终能达成的一个平衡点。”林捷表示。
陈欣已经报了雅思考试，她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出国休整一年，并寻求在海外找一份工作。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美国也发生着。”美国政府官员ScottWalker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历史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钢铁、汽车、橡胶和纺织等工业蓬勃兴起的同时，这些行业也曾经经历过类似996这样的工作制度，直到1923年，普通的美国钢铁工人还是要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两周休息一天。
当时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举行各种活动来争取工人的权利，但却被公司严厉镇压。后来，大萧条的爆发导致大范围失业的发生，以汽车工业为例，从1929年到1933年，该行业的工人削减了一半，同时，工人的薪水降低了三分之二。
最近的几年间，996工作制也开始出现在美国硅谷一带，在美国微软公司工作两年多的云天（化名）介绍，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也面临加班的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外，有忙不完的工作都需要加班，这个情况是不分国界的。但是他们的主管会意识到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是“不健康的”，会通过扩招来减轻员工的压力。所以，“相较国内，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的。”云天说。
反对996的行动依然在持续进行，“996.ICU”匿名的发起人在Slack上创建了聊天群组——以程序员为主的企业通讯软件。基地从GitHub转移到Slack，记者加入该群，这里以996ICU为主群，并划分为宣言、行动、法律、游戏周边等群组，截至目前有2600多用户。
从聊天群显示的内容来看，包括制作带有996logo的文化衫、996主题相关的恶搞、段子、游戏，这样的内容每天还在递增。
4月17日，美国时间晚10点，就职于美国亚马逊公司的程序员龙宇(化名)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龙宇称，这两天国内的程序员朋友说，当前没有任何额外报酬的996报以气愤的态度。就他自己来说，同样的岗位，每周三都可以在家办公。“平时只要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随时可以离开，并没有固定的要求”。
“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工作，为什么要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呢？”龙宇这样称，采访结束后他打算去休息了。而这个时间点可能他国内的程序员朋友还没有下班。
（应被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林捷、陈欣、云天、龙宇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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